|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②配弟-克拉克定律(Petty-Clark’s Law)指出，当经济不断发展时，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产业结构变迁的模式是农业就业份额会逐渐萎缩，制造业的就业份额会随之增加，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开始下降，服务业就业份额会不断上升。
③增值税减税的具体细则为，从2018年5月1日起：一是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预计全年可减税2400亿元。二是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并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让更多企业享受按较低征收率计税的优惠。三是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
④制造业增加值数据可得性较差，本文使用总产值与从业人员的比计算劳动生产率；制造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分20个二位数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与从业人员数。具体计算方式是用20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工业总产值加总后的总额，除以上述20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从业人员的总额，并以1999年为基期，经过CPI消除通货膨胀因素获得。
⑤实证回归选取的20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分别为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与医药制造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并将20个二位数行业的数据进行行业加总，得出制造业行业劳动生产率。
⑥本文并不探讨营业税，原因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自2016年5月1日开始在我国全面推开，至此营业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我国进行结构性减税的一项重大举措。
⑦本文使用的税收收入数据，是全国税务部门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征收的总收入，而不是地方税收收入，这一数据能更好地解释税收因素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分母而不是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时，因总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这与地区开放程度变量会产生一定的共线性。
⑨本文也进行了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回归系数的符号与加入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相同，显著性相同，回归结果稳健，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并没有在文章中体现。
⑩具体将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与金属制品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将通用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与医药制造业划分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参考文献：
［1］金戈.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政策选择——以东亚经济体为例［J］． 经济地理，2010(9):1517-1523.
［2］胡怡建.进出口贸易税收政策调整的经济分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1996(2):41-44.
［3］马国强.税制结构的基础理论研究［J］．税务研究,2015(1):3-15.
［4］Solow, R.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1):65-94.
［5］Swan, T. W.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 Record, 1956, 32(2):334-361.
［6］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Growth, 1986, 94(5):1002-1037.
［7］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S103-S125.
［8］Stoilova, D. & N. Patonov.A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mpact of Taxation on Economy Growth in the European Union［J］． Tourism and Management Studies,2013,3:1031-1039.
［9］郭婧. 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13(8):80-91.
［10］沈坤荣，余红艳. 税制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动力重构［J］． 经济学家,2014(10): 51-59.
［11］余红艳，沈坤荣. 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基于分税制改革20年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 2016(2)：104-111.
［12］常世旺，韩仁月.经济增长视角下的税制结构优化［J］．税务研究，2015（1）：54-57.
［13］刘胜，冯海波.税制结构与消费外溢：跨国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6（6）：22-38.
［14］杨斌.西方模式个人所得税的不可行性和中国式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J］． 管理世界, 2002(7):11-23.
［15］曹海娟. 产业结构对税制结构动态响应的区域异质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分析［J］． 财经研究, 2012(10):26-34.
［16］储德银，建克成.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4（2）：80-91.
［17］张同斌，高铁梅. 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研究，2012（5）:58-70.
［18］王金秀.我国地区间财税的失衡及其矫正——以产业结构为视角对三大地区财税收入差异的经济分析［J］． 财贸经济，2007（6）：57-62.
［19］李世杰,胡国柳,高健. 转轨期中国的产业集聚演化：理论回顾、研究进展及探索性思考［J］． 管理世界, 2014(4):165-170.
［20］Ottaviano G I P, Peri G and Wright G C. Immigration, Offshoring, and American Job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5): 1925-1959.
［21］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3-42.
［22］Moretti, E. Estimating the Social Return to Higher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and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Data［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4, 121(1): 175-212.
［23］Borjas, G. The Economic Benefits from Immigr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2):3-22.
［24］梁婧,张庆华,龚六堂.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中国城市规模是否过小？——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 2015(4):1053-1072.
［25］Moretti, E. Local Multipli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2): 1-7.
［26］Diamond, R.The Determinan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 Choices by Skill: 1980-2000［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3): 479-524.
［27］鲁桐,党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分行业比较［J］．经济研究, 2014(6):115-128.
［28］Cullen J, Gordon R. Taxes and Entrepreneurial Risk Tak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the U. 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91: 1479-15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