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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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陈浩, 郑洁

2022, 64(6): 1.

摘要 ( 392 )

本文在揭示中国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整体上，狭义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碳排放强度起到积极的促降作用，广义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不能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但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狭义技术进步间接降低碳强度。同时，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受到区域非均衡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约束而对碳排放强度表现出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协同效应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并非孤立存在，表现为协同效应显著大于独立效应。给予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应门槛变量的非线性冲击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周期错配的产业结构调整门槛效应，而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既定的前提下，加大技术进步会使降碳效果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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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章润兰, 刘明慧

2022, 64(6): 13.

摘要 ( 254 )

产业协同集聚为产业耦合协调提供空间载体，而产业耦合协调是产业协同集聚的高级阶段，二者共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机理，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产业耦合协调能显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产业协同集聚能通过促进产业耦合协调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效应优于其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此外，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耦合协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为此，应因地制宜地推进“双轮驱动”战略，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加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建设，通过与制造业的深度耦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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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溢出、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涂心语, 严晓玲, 王珊珊

2022, 64(6): 23.

摘要 ( 160 )

借鉴Bloom等的思想，本文通过多维空间邻近方法将知识溢出效应与偷生意效应分离，更为准确地估计企业间知识溢出效应对彼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的研究表明：企业间知识溢出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地理邻近是知识溢出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仅技术邻近无法产生知识溢出；企业具有一定的吸收能力、企业之间有一定技术差距是知识溢出效应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但当企业间技术差距过大时，知识溢出效应无法产生。进一步研究发现，大企业与小企业在从知识溢出效应中获益方面均具备其各自独特优势，中等规模企业则无法从知识溢出效应中获益；知识溢出仅能促进高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非高技术企业不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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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绿色生产技术空间特征和溢出效应研究

陈思博, 常明

2022, 64(6): 34.

摘要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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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会导致公司避税的气球效应吗——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效果分析

程宏伟, 罗娟

2022, 64(6): 44.

摘要 ( 87 )

根据环境负外部性理论，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通过避税转嫁环境治理成本的“气球效应”。本文以2016年开始的中央环保督察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选取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考察企业“成本转嫁”行为。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具有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具体的作用机制为中央环保督察工作的开展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财政压力和政治压力，财政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加强税收监管，政治压力消除了政府存在的寻租空间，在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得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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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现金持有价值视角的分析

胡亚峰, 冯科, 邓国胜

2022, 64(6): 54.

摘要 ( 157 )

作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越来越受人们关注。基于现金持有价值视角，本文以沪深A股2001-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异质性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并探讨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提升了现金持有价值，具有正向治理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降低了现金持有价值，具有负向治理效应。高股权集中度弱化了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的正向治理效应，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扮演着“监督者”角色；高股权集中度、高管理层持股比例加剧了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的负向治理效应，独立董事占比高缓解了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的负向治理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扮演着“合谋者”角色。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在国企和民企中都发挥了正向治理作用，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主要在国企中发挥了负向治理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性分析排除了机构投资者通过影响公司融资约束程度来影响现金持有价值，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现金持有水平和非效率投资水平影响不显著，主要通过提高公司创新活动来提升现金持有价值，发挥了正向治理作用；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虽增加了现金持有水平，但同时降低了公司创新活动和提高了公司非效率投资，进而降低了现金持有价值，发挥了负向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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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超额商誉与企业创新

王保忠, 梁旬

2022, 64(6): 65.

摘要 ( 74 )

本文以2014-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大股东的行为视角出发，研究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交易产生的超额商誉会显著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且会产生持续的抑制作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超额商誉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路径，这种路径机制主要表现于非国有企业。区分所有权性质进行分类研究，超额商誉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于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短期内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抑制作用会逐渐显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超额商誉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会弱于两职合一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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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能够促进高管“思危思变”吗——基于战略变革的视角

徐宁, 白英杰, 张阳

2022, 64(6): 73.

摘要 ( 70 )

基于最优契约假说以及战略变革前因研究的辩证性视角，本文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股权激励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机制及情境条件。结果表明：给予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战略变革能够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风险承担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外部环境动态性越高，股权激励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效应越显著；产权性质、冗余资源、高管声誉等情境因素也会对股权激励与企业战略变革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应在高管激励契约配置中侧重于股权激励，并以战略目标为导向进行合理的契约要素设计，从而激发高管的“思危思变”精神，适时推进战略变革以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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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财务重述与融资约束

张多蕾, 赵深圳

2022, 64(6): 83.

摘要 ( 78 )

本文以我国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企业社会责任、财务重述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能够通过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来缓解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有利于降低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概率；减少企业财务重述行为能进一步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财务重述是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于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变量，而且相较于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国有企业，这种作用在低融资约束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体现得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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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劳动对员工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养老服务业为例

马跃如, 邓卉

2022, 64(6): 94.

摘要 ( 117 )

一线员工的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是影响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而有关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形成机理仍缺乏实证探索。基于自我控制力量模型理论，本文选择情绪劳动作为潜在前因变量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养老服务业为例，通过对331名一线养老服务人员的调查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表层扮演能够激发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深层表演会阻碍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自我损耗在表层扮演、深层扮演与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会削弱表层扮演对自我损耗的正向影响，强化深层扮演对自我损耗的负向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不仅调节表层扮演通过自我损耗影响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也调节深层扮演通过自我损耗影响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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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竞争与要素错配：效应与机制——基于要素流动视角

薛虎, 耿献辉, 杜康

2022, 64(6): 104.

摘要 ( 53 )

本文在一个异质企业生产决策模型框架下纳入税收竞争，利用中国2002-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存在资本错配纠正效应，但呈现非线性特征，即资本错配程度越大，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越小且越不显著。在资本错配方向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相对于资本配置过度地区，资本配置不足地区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更大。同时，金融发展规模和企业资本密集度对于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存在负向调节效应。税收竞争通过降低资本进入门槛、刺激资本市场竞争、促进工业结构升级来纠正资本错配效应，且税收竞争通过降低资本进入门槛来促进地区资本错配纠正最为有效，资本市场竞争的效果次之，而工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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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化与企业投资行为

郭平, 胡君, 朱甜甜

2022, 64(6): 114.

摘要 ( 65 )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汇率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风险将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本文从汇率不确定性增加投资收益率波动的角度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2006年至2018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在构建企业资产可逆性与融资能力指标基础上，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汇率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企业投资；汇率不确定性通过实物期权效应与金融摩擦效应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且影响效应在出口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金融市场化显著弱化汇率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负向冲击。我国汇率政策调整应保持相对稳定，同时应引导和管理企业汇率风险预期，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降低企业资产处置成本与融资成本，保障投资恢复与宏观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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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金融化、风险承担水平与商业信用融资

朱冠平, 熊家财, 彭涛

2022, 64(6): 125.

摘要 ( 66 )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现象越来越多，这种“脱实向虚”现象是否会影响到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和商业信用融资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水平的传导效应。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其商业信用融资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即企业“脱实向虚”程度越高，其能够获得的其他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就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水平在企业金融化影响商业信用融资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传导效应，表明企业持有金融资产会显著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抑制其商业信用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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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减资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皮正德

2022, 64(6): 134.

摘要 ( 85 )

公司减资是资本退出的重要通道之一，有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守卫着债权人的债权安全。但是我国减资制度却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不当减资的责任主体不明。这一漏洞在司法判例中并未得到妥善的解决，现有判例中的归责路径不但存在分歧，而且都难以适用于不当减资，有些判例甚至打破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违背了公司有限责任的基本原则。基于典型案例所影射出的基础理论的分析，可以确定瑕疵减资的责任主体是减资股东，但是非减资股东与董事和高管也可能承担相应责任；同时，瑕疵减资责任的范围应当限于公司基于减资的实际支付；此外，减资制度也需要拓展对债权人事前披露的方式和内容，完善对基于减资支付的事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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