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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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雨亭

2020, 62(5): 1-9.

摘要 ( 40 )

产品创新进程中，企业实施新产品商标战略面临商标被抢注、丢失市场份额与提前披露产品成本信息、增加商标维护成本的两难选择。对此，潜伏商标战略不乏为一种新的可能选择，本文对产品创新中的潜伏商标战略进行系统评介。基于美国跨国公司实例的研究发现，跨国企业利用国际间区域发展不平衡，在现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实施潜伏商标战略可使其新注册商标藏匿于公众视野长达六个月；相比于传统商标战略，潜伏商标战略能更有效地在时间意义上防止商标被抢注以及推迟产品信息披露，进而保护产品先发优势，维护企业商誉；区别于传统潜伏商标注册国，中国的商标法律制度、语言壁垒以及商标检索系统的现实复杂性使其商标注册系统存在实施潜伏商标战略的可能。潜伏商标战略对社会总福利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需要权衡利弊，通过法律、法规或技术手段进行必要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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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拼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沈颂东，陈鑫强

2020, 62(5): 10-17.

摘要 ( 41 )

创新资源的有限性是制约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因素，虽然资源拼凑被认为是突破企业资源限制的有效途径，但资源拼凑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通过引入即兴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依此分析资源拼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源拼凑对即兴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兴能力在资源拼凑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即兴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同时调节了即兴能力在资源拼凑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企业应注重“拼凑”思维的培养，着力开发资源的多种用途，并对其进行创造性重组；企业应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即兴能力，以促进企业“创造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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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研究

周金飞

2020, 62(5): 18-25.

摘要 ( 26 )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和新预算法的实施旨在厘清地方政府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关系，缓解地方政府对城投债的隐性担保，促进城投债市场化发行。为了检验政策和法规的实施效果，本文以2009-2017年城投债发行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43号文和新预算法实施前后担保措施对城投债发行信用利差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政策与法规实施后担保措施能显著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担保措施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的效果更好，且政策与法规实施效果具有持续性，说明43号文和新预算法确实能有效厘清地方政府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关系，弱化地方政府对城投债的隐性担保。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要重点关注政府财政状况较差的地方融资平台，提高其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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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稳定与波动的动态关联 ——基于中国2007—2019年数据的分析

逯进，王金涛

2020, 62(5): 26-33.

摘要 ( 51 )

基于宏观经济演化视角，本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稳定与波动的分析框架，运用TVP-SV-VAR模型解析相互之间的联动效应及非对称性。结果表明：在2012年之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中期和长期内会加剧经济波动，金融稳定的变化也助推了经济波动；2012年之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和中期内加剧了经济波动，且金融稳定和经济波动呈现交互影响的联动特征；在2015年之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或趋缓态势在短期内降低了金融稳定性；在2015年之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在中期和长期内降低了金融稳定性，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趋缓的态势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稳定性的降低在短期和中期内会加剧经济波动，金融稳定性增强在短期和中期内有助于平抑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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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增长效应：机制检验与政策应对

方云龙，王博

2020, 62(5): 34-43.

摘要 ( 36 )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肩负着打通北方城市“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服务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的重要使命。在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增长效应检验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驱动效果及其动力机制。结果显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有效驱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且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果明显好于内陆型，为国家实施自贸区战略、为自贸区选址提供了参考。从整体看，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驱动效果不明显，其重要原因在于其未能充分发挥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应有的“贸易效应”、“资本效应”以及“高端产业集群效应”，而且出口驱动力、外商直接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驱动力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驱动力等均处于“失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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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分层计量如何影响内部代理成本：信息效应还是激励效应

王晨嫣，张先治

2020, 62(5): 44-54.

摘要 ( 28 )

在会计准则注重决策有用性的引导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允价值分层计量的价值相关性，对提高相关性降低可靠性产生的不利影响关注不足。本文从内部代理成本的视角，以2014-2017年采用公允价值分层计量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各层次计量信息对内部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允价值第一、二、三层次均会提高代理成本。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发现，公允价值第一、二层次计量信息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是由于不同层次以不同方式降低了激励效应，而信息效应并没有得到支持。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公允价值分层计量信息的经济后果，揭示了公允价值分层计量影响内部代理成本的路径，对准则制定部门进一步完善CAS39、企业执行CAS22和制定合理的薪酬契约以降低内部代理成本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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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物流业发展方式及其影响效应分析

陈恒1，单英骥2，曾涛1

2020, 62(5): 55-66.

摘要 ( 42 )

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可能导致区域物流业发展动力因素的不同，进而物流业发展方式存在差异性。本文通过构建劳动力和资本双要素投入的LMDI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因变量受限模型对我国区域物流业发展方式及其影响效应进行分析，探讨促进物流业发展的关键方式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发现：我国八大经济区物流业发展方式均具有“集约型”和“粗放型”共生特征。其中：物流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和中等地区的资本投资规模扩张对物流业发展的影响持续下降，而劳动效率的影响趋势不断提高，其物流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通过不断协调发展促进了物流业发展；物流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资本投资规模扩张并不能显著影响物流业发展，但劳动效率的影响随着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物流业劳动效率较高地区的劳动工资处于非激励区间，对劳动效率提升产生了抑制效应；而劳动效率较低地区与之相反，但是在扩大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无法提供更合理的工资或者岗位，造成高质量人力资本不断流失，抑制了劳动效率提升。劳动效率较高地区与FDI企业竞争中，能够提供更高的劳动工资防止高素质劳动力反向流向FDI企业，有效促进劳动效率提升；而劳动效率较低地区却无法进一步提供更高的劳动工资，不能强化劳动工资对劳动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由于制度质量水平不佳，干扰了FDI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抑制了FDI对物流业劳动效率的正向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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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C嵌入、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影响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王玉燕1,2，王婉1

2020, 62(5): 67-76.

摘要 ( 56 )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切入点，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指标体系测算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利用行业面板数据评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该影响的偏效应。研究表明：现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整体上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但上游环节嵌入会转向正向作用；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显著弱化GVC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消极影响，并且弱化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对于不同嵌入位置，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加强上游环节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而下游环节价值链嵌入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对于不同行业类型，创新型人力资本会严重加剧购买者驱动行业嵌入GVC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而削弱生产者驱动行业嵌入GVC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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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还是快进？制度距离与企业国际化速度

葛菲1，贺小刚2，高禄3

2020, 62(5): 77-86.

摘要 ( 27 )

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结构和行为的要素，制度距离对企业国际化选择至关重要。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制度环境变得更加难以识别，企业的国际化速度倾向于渐进式；从战略形成的角度来看，企业所有制性质是关键因素，随着制度距离增加，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加快国际化步伐；在有双边投资协定保障的情况下，随着制度距离顺差增加，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更容易加快进入海外市场的步伐。检验结果体现出国际化阶段理论表达的特征，在考虑调节机制的情况下又符合国际创业理论蕴含的观点；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对企业行为的认识，对理解全面发展期的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问题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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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口价值链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利益的影响

高敬峰1,2,王彬2

2020, 62(5): 87-95.

摘要 ( 23 )

进口价值链质量综合度量了进口价值链上中间品的质量以及参与主体之间的生产关联关系，进口价值链质量通过生产成本、价格等直接机制和技术溢出间接机制共同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利益。研究发现，我国进口价值链质量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利益，在制造业，尤其是中高、高技术制造业这一促进作用相对更大。因此，我国要加强与全球价值链上领先企业的合作与互动，提高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并着力培育高级生产要素，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创新，逐渐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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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货币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赵慧，张浓

2020, 62(5): 96-104.

摘要 ( 25 )

本文将Frankel和Wei(1994，2007)提出的经典“货币锚”模型扩展为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从影响范围与影响力层面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货币锚”的地位进行分析，并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结果测度影响人民币发挥“货币锚”作用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合作区域的“货币锚”地位显著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东南亚、南亚和独联体的影响较大，在西亚、中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影响较弱；影响人民币发挥“货币锚”作用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稳定性差异、贸易网络外部性、实际GDP和所在国的通货膨胀史，其中贸易网络外部性对人民币“货币锚”地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规模的促进作用较小，而所在国的通货膨胀史抑制了人民币发挥“货币锚”的作用。我国应积极推进掌握大宗商品计价权、巩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推动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以此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夯实人民币国际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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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影响家庭消费行为作用机理与实证分析

张岳，彭世广

2020, 62(5): 105-111.

摘要 ( 35 )

本文通过机理分析并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移动支付对家庭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说明移动支付会刺激家庭消费，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一是非现金支付便捷交易、弱化购买支付的心理压力，促进消费。二是消费信贷起到中介作用，移动支付通过增强家庭信贷消费的可能性进而影响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三是金融素养在移动支付对家庭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影响过程中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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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背景下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演进机理与管理研究 ——基于SEM-SD模型

李光荣1，赵斯昕2

2020, 62(5): 112-122.

摘要 ( 33 )

为有效加强疫情后期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支持，本文基于系统科学视角分析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影响因素，通过提出诱因分析假设、设计调查问卷，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形成的基本路径，并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演进过程中系统要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核心企业信用风险、融资企业信用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和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正相关；风险中介有效降低了融资企业的信用风险，从而减缓了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供应链关系质量越高，对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缓释作用越明显；信息技术对提高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管控效率与效果起关键作用，信息技术应用基础越好，风险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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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杠杆、同业融资与流动性风险

林俊山

2020, 62(5): 123-132.

摘要 ( 40 )

近年来银行同业批发融资风险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通过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本文分析银行杠杆、同业投融资与流动性风险的关系，发现在银行杠杆较高的情况下外部风险冲击能够显著增大银行流动性风险压力；在同业融资链条中，银行杠杆率上升致使其投融资行为更加激进，促使融资链条对外部风险冲击更加脆弱，并加剧了银行的顺周期行为倾向。因此，在金融调控中应建立向中小银行倾斜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改进优化央行流动性进入中小银行体系的渠道；在日常监管中应规范银行同业投融资业务，引导其减少同业融资依赖，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在应对突发风险冲击时要重视缓解信息不对称性和稳定预期，避免恐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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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市场逆淘汰现象分析与治理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王玉霞，王琦

2020, 62(5): 133-139.

摘要 ( 29 )

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是增强上市公司治理效果，实现对控股股东及内部人违规行为的监管，然而由于任免机制、薪酬激励和声誉机制的不健全，实践中发现独立董事群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本文从独立董事市场逆淘汰现象的形成过程出发，建立独立董事群体决策的演化博弈模型，演绎独立董事群体从尽职监督到敷衍监督的策略选择过程。通过对这一演化过程的分析，明晰了逆淘汰产生的根源，并发现在我国当前的公司治理环境下，独立董事逆淘汰是必然现象。为提升独立董事监督职能，首先应改善独立董事的任免机制，在独立董事的选任过程中增大中小股东的话语权；其次要建立科学有效的独立董事声誉奖惩机制和薪酬机制；最后适度调低独立董事责任险保险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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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薪酬粘性、大股东控制与企业价值 ——210家自然人控股公司的实证研究

刘尚舒1，秦丽娜2，赵萌2

2020, 62(5): 140-145.

摘要 ( 44 )

自然人控股公司“一股独大”的所有权结构能否加重高管“薪酬粘性”现象的产生，是否影响企业价值？对此，本研究筛选出中小企业板210家自然人控股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普遍存在，且与大股东股权控制并无关联；但二者及相互作用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效应。尽管高管薪酬粘性、大股东股权控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有效掌控高管薪酬粘性，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建立科学的薪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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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环境下的组织身份变革与战略变革 ——比较研究及整合框架构建

杨勃，刘娟

2020, 62(5): 146-152.

摘要 ( 34 )

在数字经济时代，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越发呈现高度动态性、不确定性甚至颠覆性特征，“变革”越来越成为组织应对颠覆性环境、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组织身份是组织成员关于“作为组织，我们是谁”的集体认知和共同信念，也是指导组织战略决策与实施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准则（即“我是谁”决定“我应该做什么”），改变组织身份是实现很多重要战略变革的前提条件。通过构建组织身份变革与战略变革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本文对组织身份变革与战略变革进行系统比较，分析两者的差异性与内在逻辑关系，并从两者的整合视角探究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企业跨界经营、破坏性创新技术采纳等现象，发现跨界经营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经营战略的显著特征和普遍现象，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应深入到组织身份层面，只有变革组织身份才能“抛弃”过去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准则，真正将自己融入到数字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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