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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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苗苗1，魏胜2，吴小丁1

2020, 62(8): 1-8.

摘要 ( 130 )

大量的零售商店试图通过装修和重新设计来营造宜人的购物氛围以提升竞争力，但很多改造后的商店并没有收到预期的营销效果。本文引入熟悉度作为调节变量、顾客信任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购物氛围对惠顾意向的作用机理模型，分析实地调查的两组数据，验证购物氛围对新老顾客惠顾意向的影响。结果显示：购物氛围通过顾客信任影响惠顾意向，良好的购物氛围能够提升新顾客对购物店的信任，但是对老顾客的影响较小；熟悉度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或存在某些类似熟悉度的调节变量，使购物氛围对惠顾意向的影响有不同的作用边界。因此，尽管引人入胜的购物氛围是商店的有效营销手段，但是进入到成熟阶段、有了稳定的顾客群体后，购物氛围对惠顾意向的影响开始减弱，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必要继续加大装修商店的投资，而更为合理的营销策略是加大购物氛围以外的手段，努力提高顾客信任而增强顾客惠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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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联系与组织模式研究

张洪，石婷婷，余梦雪

2020, 62(8): 9-18.

摘要 ( 72 )

我国城市之间更加紧密和复杂的联系致使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本文以长三角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引入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和交通通达度指数对引力模型加以修正，建立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联系网络模型，从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结构洞、核心边缘结构等方面对网络结构特征加以描述，分析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的组织模式，测算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的联系强度。研究结论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在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拥有明显的区位优势；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密度较大且不够均衡，“核心-边缘”现象显著，呈现出“东南强、西北弱”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沿着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形成了具有较强吸引力的“Z字形”旅游经济廊道；“一核三极四轴”是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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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强制性“二选一”会降低社会福利吗？

余晖1，钱贵明2

2020, 62(8): 19-27.

摘要 ( 73 )

本文以经典霍特林模型为基础，构建电商平台双寡头竞争模型，考察电商平台“二选一”所导致的商家归属性变化而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研究发现：平台强制性“二选一”对单归属消费者和多归属消费者会造成效用损失，对单归属商家收益没有影响，对多归属商家的收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二选一”反而降低了平台的收益，不过降低程度并不高；在市场不对称的情况下，“二选一”提升了平台企业自身的收益，这和当下实际的电商平台市场较为相近，因此“二选一”现象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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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闭环供应链回收补贴策略 ——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邱泽国，郑艺，徐耀群

2020, 62(8): 28-36.

摘要 ( 69 )

达到使用寿命的动力电池若不能得到有效的回收利用，会造成经济损失并引发严重环境问题。本文以演化博弈方法为基础，分析由整车厂（OEMs）和4S店构成的二级闭环供应链对动力电池回收策略选择。结果表明：对闭环供应链中整车厂和4S店回收补贴策略影响的关键因素是双方补贴后的收益增加率。当二者回收补贴后的收益增加都很大时，那么双方都会采用回收补贴策略；当补贴成本高于补贴后增加的收益时，政府可以通过减税等方式补贴激励企业参与动力电池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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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散监管到协同共治：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出路

刘家明，耿长娟

2020, 62(8): 37-44.

摘要 ( 82 )

平台经济新业态及其生态系统性、开放共享性等特征，必然呼唤创新的平台经济治理模式。当前，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已纳入中央政府的政策议程。平台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内外部多元利益主体多重机制的协同共治是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规范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本文从治理机制设计的视角考虑了激励相容的平台规则、合作共治的交易成本，并构建了平台经济协同共治的框架，提出了平台经济协同共治的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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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 ——基于Markov Switching-VAR方法的分析

路妍，张寒漪

2020, 62(8): 45-52.

摘要 ( 64 )

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断变化，由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重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加之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逐渐对外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了挑战。本文通过构建Markov Switching-VAR模型，运用2005年7月-2018年3月数据实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汇率预期、货币市场、国际收支、相对通货膨胀与相对利率差等传导渠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影响，并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非对称性；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对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反向作用。因此，中国应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协调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以保障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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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债券支持疫情防控：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张阳1,2

2020, 62(8): 53-62.

摘要 ( 67 )

金融是多面向工具，社会责任债券兼及私利和公益，其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将资金严格导向于特定问题的集中纾解，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能有效契合提升企业社会声誉、丰富投资者选择空间、补充政府应急资金缺口等多重需求。国际上，社会责任债券由市场自发，已形成“内部原则+外向审查”的“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机制，运作规范有序。新冠肺炎爆发后，政府主导性的“自上而下”的中国特色社会责任债券——疫情防控债应时而生，但存在监管多头离散、资金用途模糊、债券挂名贴标、风险揭示不足等问题。为更好地发挥债券支持疫情防控的功用，我国应积极对标国际原则，从软法原则与硬法规范的深度融合、内部主体与外部中介的协同分工、税费激励和监管约束的双重保障层面进行全方位的本土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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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道德风险与企业融资约束

刘任重1,郑延明2

2020, 62(8): 63-70.

摘要 ( 92 )

本文以2000-2018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为研究样本，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基础，使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检验多种情况下CEO道德风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CEO的道德风险对企业融资具有负面效应，CEO道德风险越高，企业越难以获得融资；在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的情况下，CEO的道德风险问题依旧高比例存在；当CEO的权力被制衡后，道德风险有所下降，融资约束的情况得到缓解。本文在给出道德风险定量表达和深化融资约束理论的同时，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对高层管理人员如何影响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对如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及破解融资约束具有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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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阶段选择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

孙德峰1,范从来1,胡恒强2

2020, 62(8): 71-81.

摘要 ( 50 )

本文以2000—2016年A股IPO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风险投资阶段选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阶段选择对企业上市后三年的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影响，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是体现在企业上市后创新能力的差异，而是风险投资进入阶段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作用；风险投资进入阶段越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作用越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管理层短视方面的差异，是风险投资阶段选择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进一步拓展性研究风险投资阶段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社会网络强度的提高和资金募集压力的缓解能够显著提升风险投资的早期偏好。结论表明，应加强财政补贴，鼓励早期风险投资，并构建风险投资交流合作平台，缓解早期企业融资约束及管理层短视，提升风险投资机构的早期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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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信息提供行为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 ——两种工作不安全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丁言乔，牛雄鹰

2020, 62(8): 82-90.

摘要 ( 49 )

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组织转型、变革的情境下，出现一系列员工心理健康受损的现象。其中，工作不安全感尤其不利于维持员工的心理健康状态。多数研究仅探讨了工作不安全感的前因后果，忽略了工作不安全感在认知和情感方面的潜在区分，以及两种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本研究基于认知评价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讨论组织信息提供行为对于维护员工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分析由认知过程引发的情感工作不安全感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组织的信息提供行为对于员工认知工作不安全感有显著负向影响；组织的信息提供行为对员工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的信息提供行为通过影响员工认知工作不安全感影响员工心理健康；组织的信息提供行为通过员工认知工作不安全感影响员工情感工作不安全感，进而影响员工心理健康。组织的信息提供行为通过降低认知工作不安全感，进而降低情感工作不安全感的链式中介作用，提升员工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理论上丰富了组织的信息提供行为对员工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实践上有助于组织通过信息提供和预防解决员工的认知工作不安全感和情感工作不安全感，从而纾解员工的心理健康受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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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绩效反馈下企业集团对子公司扩张变革战略的影响 ——基于集团公司行政和资本管理渠道的实证分析

郑丽1，陈志军2

2020, 62(8): 91-98.

摘要 ( 46 )

以2012-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负向绩效反馈对子公司扩张变革战略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单体公司，子公司负向绩效反馈下的扩张变革动机更高。企业集团对子公司扩张变革战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行政管理强化了负向绩效反馈对扩张变革战略的正向影响，对子公司的资本管理促进了扩张变革战略，负向绩效反馈削弱了资本流入对子公司扩张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对子公司采取行政管理还是资本管理需根据子公司绩效状况权变而定；负向绩效反馈子公司的风险性扩张行为改善了经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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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业盈利能力、高管激励与企业金融化

王怀明，王成琛

2020, 62(8): 99-106.

摘要 ( 69 )

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决策不但受到外部金融市场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主业盈利能力。本文以2009-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主业盈利能力与企业金融化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显著放大了主业盈利能力与金融化之间的负向关系；而高管股权激励缓解了主业盈利能力与金融化之间的负向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此外，在国有企业中，主业盈利能力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更大；在金融化的各构成资产中，主业盈利能力对企业配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影响更大。上述结论表明，解决经济“脱实向虚”需进一步优化实业投资环境，增强企业主业盈利能力；构建合理的高管激励制度，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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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闫晗，乔均

2020, 62(8): 107-118.

摘要 ( 51 )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粮食生产的相关联行业，为拓展粮食生产发展和粮食产量提高的思路，本文聚焦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首先，通过罗默内生增长理论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知识技术方面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将资本作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粮食生产的联系要素，对罗默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进行改造，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资本方面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研究假说。然后，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法、差分GMM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研究假说进行计量验证。研究结论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农业服务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粮食单产将提高0.7个百分点；不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发展对促进粮食生产水平提高的影响度不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农业物流，农业物流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粮食单产将提高1.1个百分点。因此，（1）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以粮食的发展为信号接入点，以粮农需求为导向。（2）当前农业物流业对粮食生产影响最大，应成为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战略的重点。（3）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需要注重区域协调和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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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何以进步？ ——以美国进步主义思潮与公司法的两段跨世纪互动为镜鉴

薛前强

2020, 62(8): 119-128.

摘要 ( 51 )

进步主义与公司法因一百余年前公司力量的崛起而发生初次交汇，并呈现出一条从“肯定公司力量兴起”到“分散公司力量集中”再到“抚平公司所造社会创伤”的发展脉络。20世纪末，因敌意收购浪潮的兴起，公司法的进步主义被再度叙说并增设反公司法经济分析、公司行为的公共利益导向以及质疑公司目标“股东利益最大化”三个崭新情节。任何公司法进步主义改革都可能是对传统认知的彻底改变，需付出巨大成本并在政治观念、经济体制、关联部门法等做联动调整。目前公司法进步主义不再只是学术层面的兴趣问题，进步主义立法议程也在逐步开展。这场以公司法为靶向的革命未来是乐观的，若想实现我国公司法的进步化，进步运动中仍有一些经验和策略值得学习，那便是：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政治现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提升公司法研究方法、议题多元性；吸收更多主体的参与以及倾听女性声音，发挥女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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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冲击与中国商事调解的回应

段明

2020, 62(8): 129-137.

摘要 ( 27 )

作为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里程碑，《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构建一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机制，从而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的和谐发展。中国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约国和首批签署国，为公约的最终形成贡献了“中国智慧”。及时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将对国内商事调解的发展、营商环境的优化、“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争端解决话语权的提升产生积极意义。学术界和司法界对过早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也表示了一些担忧，提出了国内商事调解准备不充分，虚假调解将冲击司法权威，以及徒增法院司法执行压力等质疑。对此，我国应在正式批准公约之前，从制定商事调解法律、激活商事调解市场、健全协议执行机制等方面做出回应，以此保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精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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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保护法》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基于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杨野1，沈彦波2，何帆3

2020, 62(8): 138-145.

摘要 ( 54 )

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利用2015年1月1日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这一外生事件，基于前景理论作用机制的分析，采用DID的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该事件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后，重污染企业相比非重污染企业进行了显著向上的盈余管理，且这种盈余管理呈现一定程度的边际递减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在小规模企业或盈利能力较低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研究提供了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后微观企业如何反应的经验证据，并通过比较不同规模、不同盈利能力的企业对于新《环境保护法》带来冲击的敏感性差异，有助于理解具体微观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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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视阈下的股权控制和市场竞争

苏雪琴，刘乃梁

2020, 62(8): 146-152.

摘要 ( 40 )

在互联网经济的创新外衣加持下，平台企业借助股权控制迅速扩张商业版图。从技术驱动到资本主导，平台经济的竞争态势转变夹杂诸多垄断质疑。交叉持股、横向持股与少数股权等股权控制形式为市场优势主体的形成提供温床。相比国外平台经济领域日趋严格的股权竞争规制，国内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既无力应对股权竞争失序，也在客观上引发反垄断规制权威的减损。在创新发展的大势之下，树立包容审慎的竞争规制理念、通过“穿透式”监管有效识别平台企业的股权架构、健全平台企业竞争合规指引是促进平台经济市场竞争良性发展的题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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