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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第61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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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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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经理论
    在线低折扣回旋镖效应:产品价格与类型的调节作用
    董晓松,刘霆杰
    2019, 61(11): 1-11. 
    摘要 ( 169 )  
    低折扣回旋镖效应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部分商家认为降价是提升产品销量的有效途径,以致实际效果事与愿违。本文以中国电信翼支付平台中3626位用户的消费行为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低折扣对生活非必需品销量影响的回旋镖效应,以及在线环境、产品价格、搜索型产品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低折扣回旋镖效应广泛存在于生活非必需品消费的在线和离线环境,在15%的折扣水平以内,折扣率与产品销量呈现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而在线环境显著加强回旋镖效应;产品价格以及产品类型均显著减弱在线低折扣回旋镖效应,并且在考虑了研究样本自选择问题后研究结论不变。上述结论拓宽了低折扣水平与产品销量关系的研究边界和应用范围,丰富了低折扣回旋镖效应的理论研究,为营销管理者的价格促销策略和渠道选择策略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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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商业信用再配置的经济后果:“锦上添花”抑或“雪中送炭”
    王贞洁,李真真
    2019, 61(11): 12-22. 
    摘要 ( 114 )  
    本文以2008年至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商业信用再配置的经济后果——究竟是对强势企业的“锦上添花”,还是对弱势企业的“雪中送炭”。研究结果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商业信用再配置主要表现为“雪中送炭”效应,商业信用资源主要从强势企业流向弱势企业,弱势企业是商业信用再配置的最大受益者,并且这一效应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持续性。在微观层面上,商业信用再配置能修正初始配置时期的信贷资源扭曲现象,表现为一方面强势企业的商业信用流出削减了自由现金流,抑制了代理问题产生,另一方面弱势企业利用商业信用流入缓解了融资约束。宏观层面上,商业信用再配置促使资源从收益较低的行业流向收益较高的行业。进一步分析发现,弱势企业的高管借助“红顶商人”身份等非正式制度和不断改善的外部环境谋取强势企业对其“雪中送炭”式的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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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何以成为诅咒:市场扭曲下的“攫取之手” ——以“中国式分权”引致的官员晋升激励为视角的实证检验
    解晋
    2019, 61(11): 23-31. 
    摘要 ( 116 )  
    将资源市场的扭曲引入“资源诅咒”假说,以“中国式分权”及其引致的晋升激励为视角,就“资源充裕如何导致资源依赖”这一命题进行讨论,并基于2009-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加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资源市场的扭曲水平调节着资源充裕和资源依赖之间的关系,是引致资源依赖的重要条件;“锦标赛”形式为主的晋升制度安排及经济绩效为主的晋升考核标准是催生地方政府扭曲资源市场的重要动机;资源充裕地区,扭曲的资源市场有助于拉动短期经济增长、实现官员政绩,但长期内将阻碍增长,产生“诅咒”效应。因此,政府治理中激励设计的扭曲是中国的“资源诅咒”问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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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聚经济的就业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田政杰,段志民,董麓
    2019, 61(11): 32-43. 
    摘要 ( 91 )  
    就业是关系社会民生的重要问题,深刻理解集聚经济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构建囊括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就业动态增长模型基础上,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及地区投入产出数据,检验两类集聚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并对两者的作用差异予以解释。结果表明,专业化集聚的行业内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制造业就业增长,多样化集聚的行业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关联效应是其主要作用机制;行业内溢出效应对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就业增长均为负向影响,而行业间溢出效应由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市场环境、技术水平和产业链等存在差异从而具有异质性影响;从微观层面看,相比于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的就业增长效应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创建和扩大中小企业规模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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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PPP增信框架效应:风险损益均衡的理论解析
    许振宇1,陈恒1,李清均2
    2019, 61(11): 44-52. 
    摘要 ( 162 )  
    中国PPP增信框架效应是一个风险损益平衡的结果。关注积极语境影响PPP增信框架效应生成,适度管控好风险,进而获得风险溢价,是PPP增信框架效应的治理目标。中国PPP增信的框架效应经验是:PPP增信版本出现了三个积极变化,把握了政府增信供给、SPV放大增信结果、混合治理把控风险三个环节,实现了强化正风险收益、强化无风险收益和减少负风险收益三个风险损益平衡。PPP增信框架效应机理表现在,决策主体的相机抉择体现出不完全合同的持续激励、损失控制表现为风险厌恶和风险溢价显现的心理账户建立或开闭。数理均衡分析认为,其风险溢价对冲风险损失后出现经济剩余,心理账户的开闭取决于提高发展预期与保持适度消费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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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经营权市场准入规制的制度检视与路径优化
    向超,张新民
    2019, 61(11): 53-60. 
    摘要 ( 70 )  
    遵循制度经验、市场需求与制度理性的制度逻辑,市场准入作为门槛式工具应当嵌入土地经营权市场法律制度之中,并为土地经营权市场秩序规范、制度形塑服务。现有政策和地方实践表明,土地经营权市场准入规制呈现出理念维度、主体维度与规则维度的规制困境,需要从自由家父主义的理念更新、主体界定与标准路径的主体规制以及规制工具的优化配置等方面进行应对,以提升土地经营权市场准入规制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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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推进土地指标跨省交易的合作瓶颈与破解路径 ——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孙德超,周媛媛,钟莉莉
    2019, 61(11): 61-67. 
    摘要 ( 79 )  
    土地指标跨省交易是促进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土地、资金等要素合理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都不可或缺。现阶段,政府管控较多、市场作用较弱是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推进土地指标跨省交易的关键性阻碍,需要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平衡。政府应在适当调控的基础上,重点发挥制度供给、服务提供、市场监管等职能,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信息传导、公平竞争等功能,寻找政府与市场协调配合的平衡点与合力作用,从而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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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参与下知识密集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演化博弈分析
    陈伟,张均辉,林超然
    2019, 61(11): 68-78. 
    摘要 ( 76 )  
    为了探究政府参与下知识密集型企业产权侵权与保护的策略选择机理、影响其选择的关键因素,通过构建政府与产权拥有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同时引入潜在侵权者作为第三方博弈主体,揭示三方主体策略选择的演化路径和均衡。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满足相关参数范围,可以使博弈系统演化至理想稳定状态;政府惩罚力度、潜在侵权者侵权收入以及侵权赔偿为强敏感性因素,产权拥有者申请产权保护成本为弱敏感性因素。据此提出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与赔偿力度,产权拥有者要提高其关键技术的复制壁垒,在经费有限的前提下政府可合理提高对产权拥有者进行产权保护的收费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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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效应
    邵翠丽
    2019, 61(11): 79-87. 
    摘要 ( 99 )  
    在“新常态”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是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之一,但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异明显,传统的货币政策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货币政策如何实现引导产业升级并兼顾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本文基于中国2005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利用SV-TVP-FAVAR模型,检验中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引导与区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数量型及价格型货币政策都能对不同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产生有效影响,但调控的区域差异较大;扩张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倾向于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向作用,扩张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则倾向于产生正向作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业增加值的冲击作用效果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弱,但无论是使用何种工具的货币政策都无法对产业结构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利率渠道是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的最可能成因。因此,推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经济政策应该结合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及政策传导渠道的差异,最大限度发挥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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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结构服务化、生产效率与“结构性减速”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申洋,郭俊华
    2019, 61(11): 88-99. 
    摘要 ( 79 )  
    针对我国产业结构服务化引起的“结构性减速”现象,本文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禀赋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效率-经济增长”的逻辑,从结构变迁的循环累积、禀赋结构需求和比较优势三个角度分析其理论机理,并从软硬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与人力资本角度阐释对产业结构服务化效率损失的补偿机理。随后利用2003-2016年2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与门槛回归对上述结论检验,结果发现,产业结构从工业化到服务化的变迁过程对生产效率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并通过生产效率使经济呈现从“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的变化趋势;整体上生产性服务业不能对产业结构服务化造成的效率损失进行补偿,但对省会与副省级城市的效率补偿有一定积极作用;硬基础设施、市场化和政府干预则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补偿产业结构服务化过程中的效率损失,但人力资本不能对效率损失进行补偿。上述结论具有政策含义:在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应坚持实施“工业化”战略,由提高工业产值转变为提高工业生产率,以补偿产业结构服务化造成的生产效率损失。另外,服务业内部结构应不断向生产性服务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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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制度异象” ——基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视角
    邵宇佳1,刘文革2,陈红3
    2019, 61(11): 100-106. 
    摘要 ( 109 )  
    针对当前中国OFDI的“制度异象”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投资国的相关数据,从东道国的反馈效应视角,将国别制度距离、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OFDI区位选择纳入同一框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中国OFDI区位分布中的作用,并进一步解释“制度异象”。研究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果越强的东道国越是吸引中国的OFDI,更关键的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正向调节国别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也即削弱国别制度距离对OFDI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选择制度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一定程度上是由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作用造成的。上述结论表明,应大力优化国内制度环境,提升制度质量,为企业的不同OFDI动机提供对应的制度优势。对外投资企业需加大内部投入,增强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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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金融稳定状况的混频测度与时变驱动
    李鹏1,张润驰2,3,毛德勇4
    2019, 61(11): 107-118. 
    摘要 ( 110 )  
    金融稳定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前提。基于2006年至2017年宏观经济金融运行数据,采用混频向量自回归模型(MFVAR)构建我国金融稳定状况指数(FSCI),对我国金融稳定状况进行测度和评估,并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分析其隐含的驱动因素。研究显示:总体上我国金融体系运行呈现趋稳态势,但2010年第3季度之前金融体系运行波动剧烈,在金融失衡和金融不稳定状态之间不断转换,之后则趋向相对稳定;同时也发现,股票市场为我国金融不稳定的主要风险策源地,而银行体系则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融资总规模在短期内对金融稳定冲击较大,而货币供给量则无论短期和长期均对金融稳定持续施加影响。以上结论的含义是,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确保股票市场稳定运行至关重要,金融政策短期内应盯住社会融资总规模、长期内则应同时锚定货币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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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最优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识别的研究 ——基于货币政策响应和传导的双重视角分析
    武鹏飞1,戴国强2
    2019, 61(11): 119-130. 
    摘要 ( 103 )  
    大学 1.金融学院;2.商学院,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选择一个有效的代理变量来代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立场,是进行货币政策相关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在SVAR模型的基础上,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变动的响应模式和传导效果两个角度对6个政策性变量进行比较分析,以识别我国最优的货币政策代理变量。结果表明:(1)数量型变量仍然是我国央行进行宏观调控时盯住的主要目标,其中人民币贷款规模满足所有条件,是最优的货币政策代理变量。(2)价格型变量能够对通胀冲击做出显著的响应,但对产出冲击的响应不显著;而价格型变量的变动对通胀无显著影响,但对产出具备显著影响。可见,我国央行并不以利率指标作为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但利率的变动却能够影响实际产出;“十三五”提出的“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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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空机制能否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 ——基于转融券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刘亭立,姜莹
    2019, 61(11): 131-140. 
    摘要 ( 97 )  
    我国证券市场卖空合法化已近十年时间,但前期卖空约束的存在使得该机制对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存在争议。基于转融券制度这一准自然实验窗口,本文以2014-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排除了样本选择偏误后,通过盈余反应系数模型检验在卖空约束得到了极大缓解的情况下,卖空的事前威慑效应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并分析不同产权性质及股权结构下影响的效果及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缓解卖空约束具有积极的外部治理效应,潜在的卖空机会具有典型的事前威慑效应,能够有效抑制盈余操纵、提高盈余质量;但对于不同产权性质和股权结构的公司,卖空机制的治理效应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不尽相同。上述结论为卖空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提供了不同角度的检验,并为转融券制度的推进及完善提供了调整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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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性资本成本、银行贷款与资本使用效率 ——基于企业寻租视角的分析
    赵璨1,阴晓江1,曹伟2
    2019, 61(11): 141-152. 
    摘要 ( 97 )  
    金融抑制背景下,我国企业总体上还是处在一个资本供不应求的准垄断信贷市场中,企业为获取信贷资源的寻租行为成为企业的隐性资本成本。本文利用2008-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银行信贷决策中的隐性资本成本与资源配置效率。结果发现:企业的寻租活动是银行贷款配置过程中的一项隐性资本成本,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的寻租活动均有助于获得更多银行贷款,但其使用效率却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而言,受制于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状况,国有企业通过寻租获得的银行贷款降低了投资效率,而民营企业通过寻租获得的银行贷款提高了投资效率。研究结论表明,金融抑制阻碍了通过显性契约方式的交易,企业寻租成为银行信贷决策中的一项隐性契约,这一隐性契约并不是显性契约的有效补充,甚至导致某些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有损资源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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