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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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联合促销机会主义的演化博弈分析

田永杰1,2，王文举1,3

2019, 61(12): 1-9.

摘要 ( 359 )

零售商在联合促销中存在机会主义，造成制造商资源浪费。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制造商和零售商联合促销互动进程中的演化路径，并通过仿真模拟了零售商机会主义对演化路径的影响。研究表明：零售商的机会主义程度影响联合促销博弈参与方的策略选择，不同机会主义程度下的博弈演化路径不同；零售商通过费用截留获得额外收益是机会主义存在的原因，制造商是否对机会主义进行治理取决于处罚收入和治理成本的大小关系及零售商机会主义的程度，机会主义过大或过小，制造商都会选择不治理策略；零售商机会主义大于一定值后，零售商将选择不截留策略；当机会主义处于一定阈值内，根据制造商的处罚收入是否大于治理成本，市场将处于治理困境或制造商的“不作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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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在线旅游服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张佳琳1，王菁彤2，方天宇3

2019, 61(12): 10-17.

摘要 ( 309 )

乡村在线旅游对培育服务业新增长极、带动农村经济造血式升级和推进“资源-文化-技术-治理”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核心是服务模式的聚合和内容的优化。本文基于黑龙江省海林雪乡在线旅游消费行为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乡村在线旅游游乐动机与乡村在线旅游环境、游客间信息互动与旅游体验等因素的关系，并通过模型检验游客乡村在线旅游游乐动机与乡村在线旅游服务体验的正向影响关系。对此，提升游客间信息的互动效果、加大乡村旅游服务建设力度和借助新三网融合提升新奇动机等，对提升乡村在线旅游体验具有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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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与地区服务业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政绩观的逻辑分析

郝宏杰1,2，付文林1

2019, 61(12): 18-27.

摘要 ( 139 )

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更明显。针对我国服务业增长的阶段性、地区异质性特征带来的总量滞后问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财政分权影响地区服务业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利用1980-2016年30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中国特色财政分权体制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因而在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上，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和阶段，会区别性选择更有利于体现经济增长政绩考核的产业，影响服务业增长地区的差异性和阶段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并呈现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服务业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在低收入阶段，财政分权加强会阻碍服务业增长，在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的阻碍作用明显弱化，在高收入阶段，财政分权显著促进服务业增长。本文解释了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及个别地区服务业快速增长的现象，同时认为，随着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超过高收入门槛，扩大财政分权有利于服务业快速增长，因此，要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改进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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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基于金融错配背景的分析

杨松令，田梦元

2019, 61(12): 28-36.

摘要 ( 173 )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已普遍存在于我国资本市场，这一高风险的融资方式势必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及资本配置效率。本文以2009-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会显著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加剧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不同方向下的金融错配亦具有差异化影响——左向错配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了过度投资问题，右向错配时则导致了投资不足问题。因此，需要从企业的外部监管与内部治理上规范股东股权质押动机和行为，抑制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发挥股权质押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深化金融错配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及其差异化表现的认识，调整、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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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技术产业省际知识溢出对创新质量的影响 ——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分析

范德成，李盛楠

2019, 61(12): 37-45.

摘要 ( 106 )

：为了分析知识溢出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机理，本文运用门槛回归技术，以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采用2009-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探讨高技术产业省际知识溢出对创新质量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知识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与时空变化。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省际知识溢出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差异化影响，且存在以知识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吸收能力门槛值的提高，高技术产业省际知识溢出对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中国各地区吸收能力的时空异质性明显，研发人员、金融深化程度、企业规模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揭示知识吸收能力作为提升创新质量的门槛效应，启示各地应将相应人材的培育、引进及更好地发挥作用作为工作的重点，构建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机制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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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非协调发展与企业实业投资获利能力：异质性与影响机制

马红1，侯贵生1，孟凡斌2

2019, 61(12): 46-56.

摘要 ( 102 )

本文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重点考察虚拟经济非协调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实业投资获利能力的影响，并从异质性和影响机制两方面深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虚拟经济非协调发展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实体投资的获利能力，并且与研发投资相比，这一抑制效应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为显著。其次，在产权性质（微观因素）、行业竞争程度（中观因素）和地区金融环境（宏观因素）的影响下，虚拟经济非协调发展对企业实体投资获利能力的抑制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第三，进一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非金融企业实业投资规模的下降以及对金融渠道获利偏好的增加都是导致虚拟经济非协调发展抑制企业实体投资获利能力的可能渠道。针对“脱实向虚”对非金融企业实业投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引导虚拟资本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并完善企业内部的治理机制与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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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不同主导权结构对差异化竞争制造商市场整合的影响研究

崔晶

2019, 61(12): 57-65.

摘要 ( 123 )

：虽然企业通过并购能提高市场竞争力，但供应链中企业不同的主导权结构可能导致并购不能充分发挥其市场优势。本文基于两个差异化竞争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在市场竞争和市场并购情形下，分别构建由各个制造商主导和零售商主导的供应链博弈模型，考察差异化竞争制造商的市场并购策略以及不同主导权结构对并购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情形下，处于供应链主导地位的成员企业总是能够通过实施高价策略获取更多利润；差异化竞争制造商的市场并购策略能够有效提升供应端企业的利润水平，但却也会导致零售商和供应链系统会受到双重边际效应的负影响，并使得产品总需求降低；制造商拥有主导权时具有更大的动机实施并购策略，而零售商处于主导地位则能缓解供应链上游垄断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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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势易：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阶段性影响

赵灿1，刘德学2

2019, 61(12): 66-75.

摘要 ( 100 )

：加入WTO以来, 中国对外开放已从适应和追随国际贸易规制阶段转变为全面开放和引领潮流阶段，本文基于中国渐进式对外开放背景，以2001-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为研究样本，在考虑产业互联的基础上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加入WTO过渡阶段，本行业贸易自由化和上游行业贸易自由化分别对企业创新呈现抑制效应和促进效应，而下游行业贸易自由化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全面开放阶段，本行业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而上游行业和下游行业贸易自由化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即本行业贸易自由化始终会抑制企业创新，上游行业贸易自由化会促进企业创新，下游行业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这说明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对外开放所处阶段以及国内外经济竞争格局等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应适时有针对性地调整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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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贸易与反倾销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关联效应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乔小勇，吴晓雪，李翔宇

2019, 61(12): 76-86.

摘要 ( 141 )

：为在全球价值链下衡量分析一个国家真实的贸易获益情况及与他国贸易摩擦程度，本文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及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库（GAD，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的相关数据，同时构建增加值贸易及反倾销两类网络，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增加值贸易网络和反倾销网络的结构变化，并使用QAP方法对两个网络之间的关联效应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经济体在增加值贸易网络中拥有更多的贸易联系可以有效抑制反倾销关系的产生，但高端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于网络信息的掌控力更能使国家占据发起反倾销主导权；对比分析表明，传统核算体系下的贸易流量依旧是反倾销诉讼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网络的拓扑结构分析表明，中国在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高端价值链领域参与不足。此外，研究认为增加值贸易网络是可塑性的，可通过调整网络结构应对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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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贸易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刘威1，丁一兵2，关然3

2019, 61(12): 87-96.

摘要 ( 136 )

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考察进口复杂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测算中国进口复杂度和进口密度，实证检验中国进口贸易结构对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进口复杂度的提升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对技术效率影响不明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中国进口复杂度的提升并没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对技术效率为负向影响；无论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中国进口密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为正向显著。因此，中国应依托国内的消费市场，重点调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结构，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进口，以此带动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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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自信、股利需求与现金股利分配 ——基于行为金融股利理论的分析

贾洪文，孟莉莉

2019, 61(12): 97-106.

摘要 ( 141 )

现金股利在我国发展和运用具有相对特殊性，本文基于管理层过度自信和股利迎合理论，引入管理层过度自信和投资者股利需求等行为因素建立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行为因素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关系。实证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具有非理性特征，其中管理层过度自信是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管理层存在有限理性的股利迎合行为且一定程度上造成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力度的不稳定特征。因此，管理层应不断加深对非理性决策行为的认知，建立良好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过程的适当程序化和规范化，不断提高股利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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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银保互动中的适用性 ——基于抵押担保替代视角的分析

陈秋月1，董晓林1，吕沙2

2019, 61(12): 107-115.

摘要 ( 79 )

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银保互动产生的基础及其对信贷配给影响的内在逻辑，论证银保互动在农业保险中发挥抵押担保替代作用的可能路径，并结合宏观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对我国银保互动试点的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效缓解农户信贷配给的必要条件和改进措施。研究表明，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保障范围单一，保险赔付与风险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并未完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银行未有风险第一赔付人的绝对控制权；政策性保险的基本条款、风险关联性和进阶条款的设置均不能很好地契合银保互动在农业保险中发挥抵押担保作用的基础条件和内在逻辑。因此，“银保互动”有效发挥抵押担保替代作用所具备的合理形式应以指数保险作为银保互动的基础农业保险类型，保险的第一赔付人为银行，以实现银保互动各主体间高效地信息共享和风险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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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景理论的股票反转交易策略及其有效性检验

陈智颖1，陈苗臻2，许林2

2019, 61(12): 116-125.

摘要 ( 119 )

：针对股票投资“动量策略”在中国股市应用中因投资者非理性而存在的局限性，基于行为金融学的前景理论构建一种新的“锚定-处置”股票反转交易策略，通过刻画锚定效应与处置效应对投资者的决策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该策略在短期、中期、长期均可以获得显著的正收益，证实了中国股市反转效应普遍存在性；该策略相比传统的动量交易策略具有更高的收益，且在扣除交易成本后的收益率仍高于市场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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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结构特征与经济效率、经济转型 ——基于1992-2017年中国分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

王钰1，张自然2

2019, 61(12): 126-135.

摘要 ( 119 )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人口结构就出现了“老龄少子化”特征。依据1992-2017年中国分地区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扩展的MRW模型分析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双重叠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少子化”对中国经济效率的综合影响为负，“老龄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有不利影响，不利于中国在人均GDP水平上由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转变的接续，促使中国经济过早出现了供给侧的结构性减速。促进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逻辑应是先提高收入水平，再转换驱动要素；在转型的过渡期内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保障人均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要适度进行物质资本积累、鼓励生育和提高人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并使其不断加速，以实现两种动力的平稳过渡和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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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式变迁对农业生产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钟成林1，周峰1，胡雪萍2

2019, 61(12): 136-144.

摘要 ( 142 )

为总结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演变规律，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式变迁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以发展经济学农业劳动力城乡迁移理论为指引，利用我国30个省份1991-2016年的相关数据，综合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和门限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在整个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式将依次经历“大规模化转变”（零星乡-城单向迁移向大规模乡-城单向迁移的转变）和“双向化转变”（大规模乡-城单向迁移向乡-城与城-乡流动模式并举的双向流动模式的转变）两次转变，其中第一次转变对应的城市化率临界区间为31%-40%，而第二次转变对应的城市化率临界区间为55.2%-63.2%。（2）总体而言，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式变迁有效地促进了全要素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但与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式的第一次转变相比，第二次转变对全要素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边际促进作用相对更弱；进一步分析发现，对规模效率捕获能力的下滑是导致上述差异的结构性根源，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不健全、农地的家庭之间流转以及家庭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集中过程受阻、生产经营规模无法实现同步扩张，农业生产系统对规模效率的捕获能力持续下滑等是导致上述差异的内在根源。根据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式的阶段特征，应实行差异化的农业技术创新政策和农地流转干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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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不破租赁”之利益衡量与规则完善

袁野

2019, 61(12): 145-152.

摘要 ( 140 )

对于抵押权和租赁权竞合问题，我国《民法典草案》对现行法条文进行了修正，但仍然有待完善。在抵押权和租赁权成立先后顺序的认定方面，《物权法》第190条存在法律漏洞，《民法典草案》第196条之修正仍有不足，应以“抵押权登记”作为判定基点；同时，移转占有并不足以补强交易安全，租赁权的认定也应以登记为首要标准。在法律效果方面，若为“先租后抵”，承租人既可对抗后手抵押权，又可基于租赁合同之继受保护向受让人主张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倘系“先抵后租”，若租赁关系之存续对抵押权实现有不利影响，抵押权人可行使除去权消灭租赁关系，此时受让人可要求承租人返还租赁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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