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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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原则

黄华1,2

2020, 62(1): 1-7.

摘要 ( 523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具有深刻的内涵，可以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三个词的本体义、语境义和本质义的演进来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在借鉴现代企业制度一般性制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职工民主管理等优秀文化嵌入到企业而形成的制度集合。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需要遵循党的领导原则、经济效率原则、民主管理原则和共享发展原则。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的内涵，把握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原则，有利于提升中国国有企业提高制度效率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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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还是抑商? ——新重商主义背景下对于重商主义商业观的历史分析

姜达洋

2020, 62(1): 8-16.

摘要 ( 132 )

在经济思想史的传统框架中，重商主义被视为一种强调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通过经济政策上回归重商主义，利用一系列的贸易保护和就业保护政策以实现再工业化，从而导致新重商主义在全球经济领域复苏。通过对于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回溯与分析，本文发现，作为一门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重商主义虽然在政策上强调行政干预和政府垄断，在商业史观上强调对商品贸易的管制，但其政策效果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却优先于商业经济发展；不但没有把商业经济纳入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反而在较长的时间内抑制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显得重商主义名不符实。重商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成长初期的重要经济理论，更多地表现为追求国家经济崛起、财政收入增长的国家发展主义，其价值绝非简单的封闭保护主义。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分工的体系下，所谓的新重商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以贸易保护为名的贸易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其与重商主义时代扶持民族幼稚产业成长、构筑民族产业体系的政策目标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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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O2O线下要素作用及其运营规律探析

张耘堂

2020, 62(1): 17-25.

摘要 ( 149 )

生鲜O2O模式的兴起对于互联网时代农产品销售的模式创新产生了推动作用，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我国农村商业经济升级转型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对生鲜O2O质量预期、配送效率预期与O2O模式接受度及重复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提炼生鲜O2O的关键经营策略。研究表明，质量预期是消费者对O2O模式接受度的首要影响因素，而配送效率预期是消费者对O2O价格接受度的首要影响因素，生鲜产品质量对价格接受度有重要影响，以上关系可以看出产品质量对于模式本身的认可是最重要的，只有优中选优的生鲜产品才能用来网上销售，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网购者对高于实体店价格与O2O模式的认可；只有用高于实体店的价格买到实体店中优中选优的生鲜产品，让网购者感到物有所值，这样的O2O模式才能够生存发展并逐步兴隆起来。网上营销的“优中选优”定律可为生鲜O2O模式构筑起足以支撑其发展壮大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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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对绿色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葛万达1，盛光华2

2020, 62(1): 26-34.

摘要 ( 154 )

绿色消费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所倡导的消费行为，本文将社会规范划分为描述性规范、动态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探讨了社会规范对绿色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两个实验研究发现，描述性规范、动态描述性规范、命令性规范对绿色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三者对绿色消费的促进作用无显著差异；描述性规范、动态描述性规范会激活消费者的个人规范，个人规范在描述性规范、动态描述性规范影响绿色消费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命令性规范会引发消费者的后果认知，进而激活个人规范，后果认知与个人规范在命令性规范影响绿色消费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可以发挥描述性规范、动态描述性规范对绿色消费的引导示范作用和命令性规范对绿色消费的监督作用，激活绿色消费的个人规范水平，更为有效地促进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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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减贫成效差异 ——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分析

孙伯驰，曹景林

2020, 62(1): 35-44.

摘要 ( 86 )

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社会资本对于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具有较强的干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的农村样本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考察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贫困户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0-2016年间，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主要源于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有效发挥减贫作用。就缩小收入差距的视角看，社会网络对农村的减贫作用比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更为显著。注重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资本的构建，尤其是提高贫困农户的社会网络质量，对于农村减贫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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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企业生存风险影响差异性研究

魏天保1，王凯2，刘迪2

2020, 62(1): 45-52.

摘要 ( 158 )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AFT模型等生存分析法，检验以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和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对企业生存风险影响的差异，以及投资行为在这一差异性影响过程中的渠道作用。结果发现，两种税负对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率均呈“U”型影响，即随着两种税负的逐步提高，会使企业的退出风险率先降低后增加。但由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转嫁难度不同，导致两种税负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假如政府以不同税种形式向企业征收同等规模的税收，则直接税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更剧烈，企业对间接税的承受能力更强。因此主张保持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并大力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进一步提升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适当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吸引外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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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务对工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的检验

魏巍1，夏连虎2

2020, 62(1): 53-65.

摘要 ( 115 )

经济新常态下，提高工业资本等要素配置效率是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必然要求。本文在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工业发展模式下，结合地方债务压力和金融发展差异门限变量，在非线性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债务规模与工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渐进演变关系。研究发现，适度的地方债务规模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但随着债务压力增加，举债对资本配置的正效应逐步减弱并产生负效应。究其原因，适度举债能补齐工业基础设施短板，压低土地成本，对工业发展产生杠杆效应，从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但过度举债推升财政风险，占用信贷资源并强化企业融资约束，造成资本配置低效率。此外，研究发现，地方信贷规模提升，能缓解举债的融资约束，促进工业行业间的资本流动；而工业金融深化程度提高，能增强市场竞争机制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缓解举债造成投资错配，从而增强资本配置效率。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举债应更理性、适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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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

刘伟1,2，高志刚2

2020, 62(1): 66-73.

摘要 ( 109 )

20世纪以来，俄罗斯经历了乌克兰危机、西方经济制裁、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的冲击，经济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的俄罗斯政治经济战略势必波及中俄经贸合作，进而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本文从贸易合作和对外直接投资合作方面，基于计量模型剖析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过程及关联因素。研究表明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提升了中国在俄贸易伙伴国中的地位，促使俄与中国产能合作的意愿强烈，直接投资和产能合作逐渐成为推动中俄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的强劲动力；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对中俄罗贸易有显著负向影响，中俄政治关系对贸易合作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提高中国对俄罗斯投资、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在俄罗斯进口比重的机遇期，亦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机遇期。经济强势崛起的俄罗斯和经济体系全面崩溃的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均有重要影响，在与其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过程中，中国恰到好处地拿捏平衡其中的大国利益边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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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圈影响力分析 ——信息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渠道

张莹莹

2020, 62(1): 74-84.

摘要 ( 84 )

本文运用溢出指数方法，定量测度了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货币汇率之间的溢出效应及其动态演化，并采用系统GMM方法，探究人民币汇率净溢出效应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近年来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货币汇率之间的溢出效应在波动中有所提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人民币汇率净溢出效应逐步提升，在该区域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在“一带一路”区域内，人民币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影响力较强，且对阿联酋迪拉姆和安哥拉宽扎的净溢出效应已超过欧元、英镑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在净溢出效应的作用渠道方面，“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贸易附加值依存度对其有利，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第三方市场贸易竞争、全球商品价格指数和全球风险指数却对其不利。因此，应加强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主导能力和商品竞争能力，加速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建设，加强人民币汇率的区域性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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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周期资本账户管制对宏观经济稳定与社会福利改善的作用

刘震1，史代敏1，牟雯波2

2020, 62(1): 85-94.

摘要 ( 104 )

资本管制能否有效抵御外部冲击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存在争论，本文通过构造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研究投资限制和逆周期金融交易税等资本管制工具对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通过比较不同政策安排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和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采用逆周期金融交易税作为资本管制工具在抵御外部冲击、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设置投资限制的资本管制促进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可以使货币政策专注管理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问题。通过不同政策安排下的福利分析可知，增加投资国外资产的限制对社会福利的增进起到负面作用，增加逆周期金融交易税的资本管制却可以减轻由投资限制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从而放松投资国外资产的限制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福利。所以，在资本管制工具的选择上，采取逆周期金融交易税可能比采用投资限制更优。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的基本条件不断成熟，用金融交易税取代投资限制更符合浮动汇率制和自由兑换的资本账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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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业务发展、货币政策传导与银行风险承担

李婷婷1,2

2020, 62(1): 95-102.

摘要 ( 102 )

商业银行同业业务逐渐从传统信用拆借演变为类信贷业务，一些银行通过同业业务实施监管套利、风险资产出表，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对原有货币政策传导体系形成干扰，甚至改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渠道。使用25家A股上市银行2008-2018年数据，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同业业务发展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理论上，同业业务能够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和强化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上述影响并同时对于不同银行伴有异质性。实证结论验证了理论推演的假设：同业业务发展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并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具有强化作用；同业业务对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有限，但对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表现了较强的正相关性。分析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中小银行对货币宽松与否更为敏感，其同业业务发展程度与货币宽松情况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监管政策应当更加关注银行体系分层结构下的同业业务发展引导，尤其是对于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应当逐步引导同业业务占比较高银行压缩同业资产，鼓励商业银行业务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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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特征对定增标的资产估值的影响

李秉祥,党怡昕,简冠群

2020, 62(1): 103-112.

摘要 ( 97 )

标的资产“高溢价”导致上市公司业绩下滑、资产承诺业绩未达标事件激增，其中尤以定增并购标的资产与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关联交易最为突出。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2007-2018年对终极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实施过定向增发资产注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终极控制权特征对标的资产估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定增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呈“U”型关系，现金流权与定增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负相关，两权分离度、控制权复杂度、定增前后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定增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正相关；终极控制人在董事会占据席位的比例越大，经理人由终极控制人任命或担任的，定增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更高；民营性质的相较于国有性质的终极控制人，定增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更高，反映了机会主义行为动机下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地位显著影响定增标的资产估值，虚增的注入资产价值加剧了定增并购中的业绩承诺风险。终极控制人借助定增并购资产估值转移上市公司财富行为更具隐蔽性，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需关注定增并购资产估值环节，有效预防业绩承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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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集中度只会加剧债务融资成本吗？ ——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吴兴宇，王满，马勇

2020, 62(1): 113-122.

摘要 ( 131 )

供应链隐性契约以及客户集中度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客户集中度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客户集中度的升高债务融资成本先升高后降低，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种关系仅在地区法治化水平较低和行业垄断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存在，而在行业垄断程度高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U型的关系。在进一步区分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回归结果显示，这种倒U型关系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在民营企业中二者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为处于不同情境下的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管理供应链关系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供了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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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债券：一个共享型政府法律制度创新

郝志斌

2020, 62(1): 123-130.

摘要 ( 78 )

中央高度强调简政放权，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使共享型政府建设有了思想支持。目前，我国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为代表的共享型政府模式建设已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已经成功发行的两例社会效益债券项目，国内学者也开始强调从PPP到社会效益债券的转化，社会效益债券被认为能够作为共享型政府的一个法律制度创新。国内现有关于社会效益债劵的研究过于理论化、西方化，缺乏中国语境下的思考，作为共享型政府法律制度创新的社会效益债券需要立足中国实际进行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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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共产品视域的第三方支付监管异化之矫正 ——兼论金融稳定委员会功能的完善

岳文1,2

2020, 62(1): 131-137.

摘要 ( 66 )

在第三方支付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有效监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三方支付以开放、平等、协作、分享为内在特征，原有监管体制是以集中管控为内在逻辑，依靠传统中心化监管的模式、理念、手段无法对第三方支付实现有效监管，进而呈现监管异化。应将监管视为公共产品，以公共产品理念融入监管体系始末，充分尊重相关利益主体的诉求，准确厘定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性质，合理配置监管权力及监管机构间的协调机制，正确平衡监管与产业发展的合理界限；充分考量第三方支付发展个性化诉求，优化监管基础设施，增强监管的合规性，实现市场和社会的认同；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契机，通过去中心化实现第三方支付监管异化的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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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誉权及其民法典的定位

肖楚钢

2020, 62(1): 138-145.

摘要 ( 119 )

商誉权规范具有相当的时代价值与实践需求。商誉权的独特性表现在主体和客体的特殊性，商誉权的客体是商誉利益，包含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二者不是简单的正相关。立法机关应当准许商誉权发生限制性让与，意思自治原则要求商誉权的限制性让与具备足够的开放性。民商合一下的民法总则能够明确商誉权主体范围，涵括商事主体，实现民法典对商誉权主体的周延调整；人格权编应规定商誉权的权利内容，商誉权排他性权能以商誉维护权为典型，商誉权利用性权能主要包括商誉保有权、商誉调整权、商誉转让权、商誉继承权；商誉侵权通常应采过错责任原则，损害赔偿的统一救济规则应根据主体和客体的特殊属性，参考我国司法实务与国外判例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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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与民法在外观主义原则适用上的差异性

郭远

2020, 62(1): 146-152.

摘要 ( 84 )

我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编撰的当下，有必要在理论、国内外实践等方面厘清学界一直争辩不休的商法与民法之差异问题。从对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上看，由于意思表示的判断标准、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可行性和必要性等存在差异，使得商法将该原则广泛适用，而民法则将该原则作为一种例外适用，在理论上存在适用思维的差异。这种适用思维的差异在实践中有关外观主义原则的条文和案例得以体现，例如，与《日本民法》相比，《日本商法》对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更大，其适用该原则保护第三人效果也更强；在没有商法典的我国，这种适用范围、适用效果的差异也可从近期的《民法总则》的修订过程、2018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解释以及现行《合同法》等中得以体现。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国内外实践中商法与民法对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该差异应在接下来的立法中得以体现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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