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文献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效应，而普遍忽视在新型国际竞争格局下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如何重塑产品市场竞争力。本文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间存在倒U型关系，资源整合能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在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中发挥重要路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作用效果的发挥受制于企业及区域个体特征约束，在非国有、战略性新兴行业、高学历员工企业及东部、强数字基建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对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创新能力。

颠覆性创新催生的新兴产业形态、商业模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而服务化转型则成为制造业企业突破市场为界、重塑业务格局的关键路径，为颠覆性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基于2014—2023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效应，并深入探讨了知识宽度和纵向一体化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对颠覆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服务化转型对民营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颠覆性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揭示，知识宽度和纵向一体化在服务化转型与企业的颠覆性创新之间均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调节效应分析显示，管理层短视会显著弱化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对颠覆性创新的正向影响。

农业绿色转型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缓解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前景理论构建由政府、农户和消费者等三方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在农业绿色转型中的作用机制，分析各主体的策略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相互影响，形成了多种演化稳定策略，博弈系统的理想状态是政府积极推进、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消费者购买绿色农产品；农业绿色转型的顺利推进需要政策约束和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对农户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农业绿色转型的各参与主体具有损失规避的特征，即倾向于规避潜在的风险和损失，感知价值函数中的风险偏好系数与损失规避系数均对农业绿色转型过程有显著影响。

供应链金融已成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及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重要金融工具。本文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运营效率来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供应链金融对小规模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大规模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金融科技赋能下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得更为显著，而小规模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并没有变得更显著或不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供应链金融带来的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有助于企业提高未来的投资回报率。

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质量，是我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91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集聚对东部地区、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以及属于国有类型、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企业影响作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进一步揭示，金融集聚能够通过金融机构竞争、企业风险传染等路径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质量。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推动金融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倒U型曲线趋于平缓。

税收是国家现代化治理的基石，以纳税信用评级为代表的税收柔性征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系统考察税收柔性征管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柔性征管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作用在融资约束强、议价能力弱以及中小规模企业样本中表现更为明显，体现一定程度的“扶弱助困”作用；机制验证结果表明，税收柔性征管是通过提升供应链效率和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高质量发展。

数据要素作为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已成为制造业提升竞争能力的关键要素。本文以2013—202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并且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提升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渐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提升通过调整人力资本相对需求和绝对需求以及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起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利用水平的提升对位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地区企业的创新表现影响效果更明显，对成长期、技术密集型以及“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数据要素利用水平提升的影响效果在受“宽带中国”政策影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其开放共享对释放企业创新潜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基于2010—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我国地级市大数据局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交叠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数据要素开放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开放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开放主要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形成知识溢出效应和人才吸纳效应来驱动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企业、低竞争行业内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据要素开放对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大数据局设立在提高企业创新数量的同时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质量和总营业收入。

在全球制造业竞争重构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应用已开始向“全链渗透”演进，但“机器换人”与“稳就业”矛盾凸显，亟需厘清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从微观企业和中观行业双重视角，系统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影响。研究发现，在企业层面，智能制造渗透显著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引致了“机器换人”；在行业层面，智能制造渗透提高了劳动力需求，形成了“人机共生”形势。机制分析发现，智能制造对企业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最强，创造效应和生产力效应较弱，对行业劳动力的创造效应与生产力效应更强，替代效应更弱，从而使得微观和中观层面出现异质性结果。进一步探究企业和行业层面劳动力需求的差异发现，企业智能制造升级挤出的劳动力被同行业的新增企业吸收，智能制造促进了行业竞争、扩大了行业规模。 

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高效配置实现创新协同与潜能释放，助力企业价值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融合资源编排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利用2010—202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资源编排过程解析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机制，并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挖掘双元创新协同性的中介机制和制度环境的双重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双元创新协同性在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且这种中介作用在平衡性和互补性维度均有体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关系均产生负向调节，且这种负向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双元创新平衡性维度，在双元创新互补性维度并不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性之间的关系，且这种负向调节效应在双元创新平衡性和互补性维度均显著。

政府在环保领域的干预成为推动环境改善的核心动力，新《环保法》的实施，对提升社会整体环保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内外部双重治理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该项法规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该项法规的实施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管理层的短视削弱了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通过增强机构投资者关注与降低代理成本两条路径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该项法规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作用在监管强度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企业主要通过提高环境保护水平来提升ESG表现。

在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推动下，绿色供应链管理已成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与技术跃迁的核心战略工具。本研究聚焦于企业入选中国绿色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名单这一典型实践，基于2009—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供应链视角系统评估客户企业绿色治理行为对其供应商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客户企业入选绿色供应链管理名单显著增强了供应商的绿色技术创新进程。该效应主要通过供应链金融支持与绿色关注度提升两个路径传导，表现为客户企业增强了对供应商绿色融资资源配置与环境信息认知的引导能力。此外，该激励效应在客户集中度较高、供应商吸收能力较强的情境下更为显著，说明供应链依附关系与能力基础是实现绿色技术跃迁的关键调节因素。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该影响在非国有、非高新技术以及高全要素生产率供应商群体中尤为明显，揭示出绿色治理政策在所有制结构、技术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不同的企业中存在显著的传导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