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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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金，刘博

2019, 61(5): 1-9.

摘要 ( 364 )

作为服务交互中常见的负面行为，顾客欺凌对员工自我控制资源、心理资源以及工作热情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本文以自我损耗为视角，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顾客欺凌对酒店一线员工工作疏离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通过两阶段对19家高星级酒店中的522名一线员工进行追踪调研，结合数据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结果显示：顾客欺凌对酒店一线员工工作疏离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自我损耗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内外控倾向对顾客欺凌与员工自我损耗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效应，并且内外控倾向对顾客欺凌与工作疏离感之间通过自我损耗的间接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从新的理论视角诠释顾客欺凌的负面效应，有利于厘清顾客欺凌影响酒店一线员工工作疏离感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为酒店管理实践提供更好的指导，进而实现酒店、员工和顾客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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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式的社交团购会降低平台商品质量吗？ ——基于电商企业入驻平台选择视角的分析

张阳，徐兵

2019, 61(5): 10-17.

摘要 ( 166 )

目前，大量低质企业入驻“拼多多”等社交团购平台致使许多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为了探究社交团购模式对企业入驻平台的影响，本文分别构建电商企业入驻传统平台和社交团购平台的博弈模型，基于企业的平台选择模型分析高质和低质企业的动态选择过程，研究发现：低质企业不能通过社交团购平台获得更高收益，社交团购模式并不是平台商品质量低的原因；社交团购平台仅能吸引社交难度较低的中小城镇居民拼团，由于这些消费者对价格非常敏感，高质企业被迫制定更低的价格和参团人数；高质企业无法从社交团购中获利，就以传统平台为主运营平台销售；大量低质企业在传统平台中被高质企业竞争挤出，不得不入驻类似拼多多的社交团购平台。因此，平台应完善质量管理和售后服务体系，优化利润抽成和引流排名政策，积极招引高质量品牌企业，扩大和上浮消费者市场；企业应大力实施引导拼团和陌生人拼单策略，多种玩法并举提升浏览量和点击率，打造具备差异性、品牌性、科学性、流行性、低成本性、日常实用性的商品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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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贫困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

贺茂斌1，刘小童2

2019, 61(5): 18-26.

摘要 ( 99 )

信息化发展已成为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Romer（2001）“Growth Drag”假说构建一套新的区域信息贫困测算方法，利用2001-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区域信息贫困程度，并分析信息贫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信息贫困程度会因劳动或资本产出弹性的增加而增加，因信息资源弹性的增加而减少。在技术中性条件下，2001-2013年，信息贫困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降低0.1246个百分点，信息贫困显著降低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该效应主要通过降低区域技术效率来实现。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亟需弥补区域信息化发展的短板，以提升其在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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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产负债分析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算研究

赵仑，杨扬

2019, 61(5): 27-36.

摘要 ( 126 )

地方政府控制的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资产及其收益是地方政府债务得以顺利清偿的保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现了资不抵债和无力支付情况而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本文对2010-2017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算和评估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资产负债杠杆率在上升、可偿债资产的收益率在下滑；在计入养老金缺口情况下，借款融资结构变化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只有地方政府实际承担的养老金缺口现值少于24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才能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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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部门改革与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王磊1，罗玉辉2，李鲁3

2019, 61(5): 37-44.

摘要 ( 121 )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部门渐进式改革带来所有制结构显著变化，使得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其中，通过减少偏向国有部门的政策扭曲和制度壁垒，要素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效率和产出水平明显提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本文利用1985-2015年省级层面的工业分行业数据，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度量工业部门结构变迁，并检验国有部门改革的结构变迁效应，结果表明：国有部门改革通过要素配置、生产效率、所有制结构三个方面的结构效应作用机制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而且在经济衰退期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要高于经济繁荣期。因此，应充分认识和释放国有部门改革的结构效应红利，并积极稳妥推进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发国有部门改革的内生动力，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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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度的测量及其时空特征 ——基于全国34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高霞1，朱德米2，周林意1

2019, 61(5): 45-51.

摘要 ( 97 )

土地储备是城市土地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执行严格的土地储备管理制度，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各地方政府作为主要执行者，在地方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选择中，行为经常偏离公共政策目标，造成土地储备政策执行不力的非效率情况。本文以我国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为研究对象，采用改进的DEA法和德尔菲法构建基于土地储备决策效率的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度的测量方法，对中国34个大中城市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程度及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现象普遍存在：从时间维度上看，土地储备政策执行偏离度的变化趋势可依次分为相对高位、U型增长和波动下降三个阶段；从空间维度上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以中度偏离城市居多，西部地区中度偏离和无偏离或近似无偏离的城市数量相当、不同城市偏离度差异显著；从空间分布演变看，中度和高度偏离的城市数量先增后减，高度偏离的城市分布由东部向中部扩散。本文的研究对土地储备政策执行评估和优化提供了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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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空间溢出与区域创新

陈子真1，雷振丹2，李晶仪3

2019, 61(5): 52-60.

摘要 ( 102 )

产业协同集聚是区域创新的源泉，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路径之一。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空间外部性也逐步显现。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助于本地区创新，但对邻近地区创新的影响呈现“先抑后扬”。其中，支持性生产服务-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助于提高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创新水平，其空间溢出效果随着距离的增加逐步衰减。基础性生产服务-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会对邻近地区创新产生“虹吸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呈现差异性，当空间距离达到750km时，均呈现正向空间溢出。因此，产业协同集聚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现实需求，不仅需要差别化和精细化管理，还需完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提高信息传递速率，推动产业间多样化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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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基于不同行业组的比较研究

张倩倩，张瑞，张亦冰

2019, 61(5): 61-68.

摘要 ( 110 )

本文利用2001-2016年我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将工业行业分为资本、劳动、能源和技术密集型四类，探究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在不同行业组的差异和变化。研究发现：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的行业组呈现不同特点，在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呈“正U型”关系，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呈“倒U型”关系，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著；环境规制使得FDI改变了其对环境质量影响路径的作用大小和方向，并总体上改变了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导致资本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由改善作用转化为恶化作用，促使能源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由不显著转化为改善作用，弱化了劳动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削弱了技术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因此，应根据行业特点设置环境规制强度，促进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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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价值共创为中介的集群发展对军民融合产业园区内企业绩效影响及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山西省长治市军民融合园区样本的调查

米俊，杜泽民

2019, 61(5): 69-75.

摘要 ( 100 )

融合军民科技与社会资源积累共同创新，对充分动员社会资源、提升国防工业实力、惠及民生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价值共创为中介变量，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结合对长治市军民融合园区的调查问卷，实证检验集群发展对军民融合园区内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集群发展与价值共创对军民融合园区内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群发展对价值共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价值共创在集群发展对军民融合园区内企业绩效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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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冲击、冲击叠加与货币政策效果

刘倩

2019, 61(5): 76-87.

摘要 ( 109 )

金融冲击是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采用冲击叠加的研究方法，将异质性行为人、认知局限假设和金融冲击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分析不同货币政策参数设定结构下金融冲击的短期效应，探索应对金融冲击的合意货币政策。研究表明：注重调控产出波动的货币政策具有较高有效性，但对产出波动的过度平抑反而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冲击的调控效果，注重调控通货膨胀波动会引发受担保中间部门的产出和总产出在施行货币政策后出现持续、显著的波动。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采用适度调控总产出的策略应对金融冲击，同时应减弱金融冲击发生后对通货膨胀目标的关注，以达到减弱金融冲击短期效应，平抑宏观经济波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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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权特征对实际控制人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

李秉祥，朱涵宇，简冠群

2019, 61(5): 88-97.

摘要 ( 89 )

控制权特征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决策动机，进而影响其首发股份减持幅度。以2009-2014年上市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际控制人在首发股份解禁后减持比例与其控制权特征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进行内部交易和减持实现权力变现的行为普遍存在，对中小股东及市场公平性造成一定影响，权力难以得到约束是这一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考虑在治理结构上适当降低两权分离度、股权集中度和终极控制权，外部加强企业信息披露监管。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控制权较高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减持行为、力度与企业业绩并无显著影响，对此类减持行为需要持更理性的态度，客观分析其减持动机；由此也需要认识到，控制权变动是市场调节作用之一，新进入的资本有可能为企业经营带来正面作用，这在控制权过高的企业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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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基于董事联结的调节效应

李洋1,2，汪平1，曹琴2,3

2019, 61(5): 98-108.

摘要 ( 118 )

董事联结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企业获取异质性信息和稀缺资源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关系视角，构建了公司层面的董事网络中心度，考察董事联结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薪酬粘性越强；董事网络中心度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区分联结强度后发现，内外部董事联结关系的强弱会对治理效应产生差异化影响，需要警惕内部董事的强联结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而加剧高管薪酬粘性。以上发现意味着，网络位置与联结强度是影响董事联结治理效果的两大关键要素，董事联结的网络位置对管理层权力及薪酬粘性会产生重要的治理机制，但其作用的发挥同时需要依赖于内外部董事联结关系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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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产业精准扶贫投入绩效转化效果及机制分析 ——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张玉明，邢超

2019, 61(5): 109-120.

摘要 ( 112 )

产业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武器，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参与产业精准扶贫不仅履行了社会责任，也获得了提升企业绩效的机会。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2016-2017年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加大产业精准扶贫投入能够提高财务绩效，在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作用效果仍然显著；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产业精准扶贫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更好；同时，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财务绩效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较高的管理层权力集中度不利于企业通过产业精准扶贫提升财务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精准扶贫投入水平和企业价值之间也同样呈现出类似的关系。以上结论丰富了精准扶贫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企业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决策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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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业对农户种粮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实证

魏素豪

2019, 61(5): 121-128.

摘要 ( 110 )

为了检验兼业对农户种粮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本文运用超效率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农户种粮技术效率，基于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种粮技术性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种粮的技术效率损失主要来源于管理误差，专业农户种粮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兼业农户；投入要素产出弹性的排序为生产性资金>劳动力>土地，劳动力与生产性资金、土地与生产性资金之间存在要素替代关系；兼业、土地细碎化降低了农户种粮技术效率，而粮食播种面积、身体健康条件、参加种粮技术培训增加了农户种粮技术效率。因此，需要有序引导低技术效率的兼业农户退出粮食种植，定期开展针对农户的种粮技术培训，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并提升农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获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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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深度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生计策略与精准扶贫

刘红1，Clement Tisdell2，李文静3

2019, 61(5): 129-137.

摘要 ( 108 )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建设作为边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社会无形资产，对边疆地区精准扶贫实现“两个回流”及边民生计可持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16年7月新疆克州的田野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估计边疆深度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对于边民生计策略以及脱贫的影响效应，并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地区社会资本有助于边民减贫，这种正向效应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实现：一是边民借助社会网络提高对正规金融的可得性进而实现养殖扩大再生产；二是边民通过集体公共活动付酬增加转移支付收入。但社会资本通过生计策略多样化机制提升边民生计能力的减贫路径尚未形成。在边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既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对边民收入增收的促进作用，同时也需配套其他措施破解社会资本引导边民建立多样化生计的主要障碍，强化社会资本的能力扶持路径，实现精准脱贫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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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范式转换

王福友1,2

2019, 61(5): 138-143.

摘要 ( 157 )

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抽象交易范式、具体交易范式、消费行为范式、服务合同范式等。抽象交易范式中，消费者属基于配平交易关系需要顾及到的主体之一，其保护不具独立意义，客观上得到制度性关照在于保护获得平等的交易机会。具体交易范式以德国立法例为代表，其通过与经营者营业或职业行为对照，确立消费者全方位弱的弱者地位，权益保护的目的旨在实现具体交易公平。消费行为范式以生活消费界定消费者概念，消费行为属自然人民事主体资格的组成部分，具有超越于商事行为的法律价值，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私法层面的解释。服务合同范式立足于生活消费在服务业主导产业结构下的时代特征，实现消费者概念向民法典民事主体制度的回归，并促进经营者商行为伦理性的现代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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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时代下的职务发明制度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添附理论的分析与实践

刁舜

2019, 61(5): 144-152.

摘要 ( 118 )

职务发明单一的分配规则无法让多元利益主体平等地分享职务发明成果，导致雇主、雇员的利益矛盾加剧，制约了职务发明转化的效率。添附保护模式在职务发明专利申请权方面遵循约定优先，在当事人未约定或者约定违反程序公正的情况下，根据各方贡献价值大小以及风险分配等因素的权衡确定雇主为原始归属主体，保障受损失的一方获得足额的货币补偿金以及以非独占实施许可权为代表的非货币补偿机制。基于添附理论的职务发明保护模式，应在维持现行法律认定职务发明“概念”不变的基础之上重新分配财产利益，旨在发挥职务发明以“财产分配说”为导向，兼顾“鼓励创造说”的功能定位，走出职务发明改革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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